前两篇文章的重点，是将考察昆阳之战的传统视角上升到整体层面，结合昆阳之战特别是宛城之战的整体形势，来还原昆阳之战的具体过程。

结论很明确：从一开始，昆阳成为重要战场就是个意外，而昆阳之战的高潮更是意外频出。主导这一切的，汉军方面是刘秀，新军方面是王邑。

两人当然是对手、死敌，但最终打成“神迹”，可以说是王邑逐渐“配合”刘秀的结果，甚至，王邑的“蠢猪式配合”才是最根本的原因，包括如下：

【资料图】

就算刘秀执意坚守昆阳，王邑也完全可以不管，或者分兵包围昆阳，主力仍直扑宛城。但王邑却全军停在昆阳，非要拿下昆阳再行前进，从而被拖住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的宝贵时间。

战事过程中，宛城新军、昆阳汉军都出现了投降的现象，可能昆阳汉军要求投降的时间还要稍早，如果王邑予以接受，不仅将强化新军的战略主动权，从而及时解围宛城，取得整体胜利，更不会出现之后在昆阳被彻底翻盘的结果。

但因为王邑的拒不受降，才让汉军抢先赢得迫降宛城的重大胜利。可以说，宛城易手之前，王邑和新军一直都占据绝对主导权，但因为他的轻敌、贪功、愚蠢，一再予以错过。

宛城易手后，王邑虽然失去主导权，但他仍然拥有绝对兵力优势，就算最终战败，他也应该可以坚持更长时间，甚至消耗更多汉军的实力，从而给新朝短暂续命。

结果因为他的系列骚操作，宛城汉军主力都没实际登场，仅是刘秀的近万先锋部队就将他和42万新军彻底打崩，从而引发连锁反应，导致新朝半年内即宣告覆亡。

纵观整场战事，因为双方实力的绝对差距，刘秀、刘縯等人一直是在“死中求活”，搏杀的是几乎趋近于零的极低成功率，但凡王邑不是蠢招迭出、一错再错，汉军都不可能赢得战争，更不要说打成神迹。

记得之前说过，一场战争最终打成远超战前想象的一边倒结局，不是战胜方真有多厉害，而是因为战败方的指挥部里坐了一头猪！

在昆阳之战以前，同类的战争和“猪”有过几个典型。

一是柏举之战，猪叫囊瓦。面对深入楚地的3万吴军，楚军都事先定下了正面牵制、侧后包抄、前后夹击的战役方针，照此执行取胜无疑，但楚军主将囊瓦不愿功劳被沈尹戌抢走，贸然决定主动出击，从而战败并引发雪崩，导致楚国国都沦陷。

二是长平之战，猪叫赵括。若不是赵括顾头不顾腚的全军出击，白起不可能轻松偷袭百里石长城，从而将45万赵军尽数包围。

三是井陉之战，猪叫陈馀。但凡陈馀能够听从李左车的建议，韩信就不可能轻松东出太行，更不可能获得背水一战的反杀良机。

上述是异常典型的，其它还有“蠢猪式军事家”的代表宋襄公、彭城之战中的刘邦、七国之乱中的吴王刘濞等人。

他们的共同点，多数是战前手握一把绝世好牌、坐拥绝对优势，无论是兵力对比还是战役方针，都很难想象他们怎么可能会输，更枉论输的如此彻底，但他们就是能够蠢招迭出、一错再错，而且是接连犯下最低级的错误，从而被彻底翻盘，被对方打成“以少胜多”、大歼灭战之类的顶级传世之战。

个中的军事原因，《孙子兵法-军形篇》早就已经明确阐述——

“昔之善战者，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不可胜在己，可胜在敌。故善战者，能为不可胜，不能使敌之必可胜。”

“古之所谓善战者，胜于易胜者也。故善战者之胜也，无智名，无勇功，故其战胜不忒，不忒者，其所措必胜，胜已败者也。故善战者，立于不败之地，而不失敌之败也。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，败兵先战而后求胜。”

这里的精髓是，只要敌方不犯错，战争其实是很难打赢的，古往今来所谓的“善战者”，不是他们本人多厉害，而是因为他们的对手犯错了，才给了他们取胜之机。

反向的典型对决有很多，比如王翦对李牧、卫青对伊稚斜单于、诸葛亮对司马懿，只要一方不犯错，对方其实是很难下手的。

孙武子甚至都明确指出，别看他和伍子胥干掉了囊瓦，白起干掉了赵括，韩信干掉了陈馀，看似都战功赫赫、千古颂扬，但这其实根本不算荣耀，所谓“无智名，无勇功”，欺负这些都不入门的军事外行，到底有啥好荣耀的？

当然，孙武子这个话未必就是真理，毕竟战争是国之大事、生死相搏，敌方指挥员能力不行自然求之不得，要真是头“蠢猪”，那可就更好了！

上述那些“以少胜多”、大歼灭战之类的战争，之所以成为传世之战、顶级之战，正是因为战败方“蠢猪们”的大力配合，才塑造了“韩白李岳粟”等顶级名将的超凡地位与名望。

回到昆阳之战，自然是上述战争的最新版本，王邑和上述“蠢猪们”的共同点也并无二致，都是轻敌、贪功、愚蠢、低级错误不断之类，从而成就了刘秀的封神之战、千古神迹。

但昆阳之战还是有其特殊性的，这首先体现在兵力对比上。

按照传统惯常说法，柏举之战、井陉之战是3万对20万，彭城之战是3万骑兵对56万（步兵为主），这些战役的兵力对比1:6、1:18已经很夸张了，但相比昆阳之战，着实是小巫见大巫。

昆阳之战，新汉双方总兵力对比是42万对10余万，昆阳方面则是42万对近2万，具体到打崩新军，则是42万对3千敢死队。（下文再分析新军兵力的真实情况，但42万应属实。）

仅论昆阳方面，总兵力是1:21，看似和彭城之战差不多，但彭城之战是骑兵对步兵碾压的开山之战，双方战力远非人数可以衡量，而昆阳之战则人数基本代表战力。

至于具体打崩新军的兵力对比，更是惊人的1：140，所以，42万大体量的新军究竟是怎么被3千军队打崩的，相当值得探讨，恐怕这也是昆阳之战独特的军事鉴戒所在。

首先，与柏举之战、井陉之战、彭城之战等战例不同，它们都是发起方战前就下定决战决心，争取一战吃掉、打崩所有敌军，但昆阳之战绝非如此，刘秀率领的近万援军，实际只是汉军先锋，他们前来昆阳，并不是计划好要大决战。

这当然也不现实，指望近万军队加以城中数千守军的配合，就想一战吃掉或打崩42万新军，除非他们都是高达，或真能召唤陨石，否则没人敢于事先设想，也根本做不到。

刘秀的主要任务，其实是测试、侦察新军的战斗力，为计划中的双方大决战提供实战经验。

所以，在刘秀组织三千敢死队之前，双方那些零星的战斗、接触都是侦察性质，打打看。

战事至此显然无甚异常，但随着刘秀杀的几进几出、如入无人之境，汉军也连战连捷，看出新军不堪一击的刘秀，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

战事自此发生根本变化。

麻烦您暂停想一想，在昆阳之战以前的中国战争史上，可曾出现过专门的“战场斩首敌军首脑”、瘫痪其指挥中枢的战法？

………………

严格说，从来没有过！

歼灭战固然是将军士兵一起包围，击溃战也没有过首先干掉其统帅、让大军随之崩溃的先例，比如彭城之战，项羽是从西往东平推，而非首先斩首刘邦；潍水之战，韩信是将龙且大军一分为二，也非首先干掉龙且。

唯一靠点边的，可能是霍去病一打河西之战对河西诸王的“斩首”行动，但他是趁其落单实施突袭，河西诸王身边没有大军，也就无所谓指挥中枢、大军崩溃之说。

换言之，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“战场斩首行动”、“瘫痪敌军指挥中枢”的战法，真正的开创者，其实是刘秀！

昆阳之战真正的军事创新，不是什么召唤陨石，而是这套前所未有的战法！

刘秀是很明确这么做的，因为王邑王寻、新军指挥部实际位于昆阳城西，并非刘秀在城东突然侥幸撞上的。

刘秀组织三千敢死队后，率领他们专门从城东迂回到城西，渡水而过发起突袭，争取干掉王邑王寻，一举端掉其指挥部！

刘秀能够开创出这个全新战法，既有他本人的军事天才，更多却是现实所迫。前文已说，以昆阳城内外不到2万的汉军，是绝无可能吃掉42万新军的，所以刘秀只能退而求其次，争取首先歼灭其一部。

那先打谁呢？

还能是谁呢？自然是王邑王寻所在的部队呗！

可以说，正是这个堪称前所未有的兵力悬殊对比，才催生了这个全新战法！

其次，从瘫痪指挥中枢到新军全面崩溃，自然是有距离的，促成这个局面包含众多因素的合力，刘秀只是开了个头，之后的事情其实他并没有使上多少力。

我多次说过，历史从来都是奖励开创者的，而历史或上天对刘秀的奖赏，可能是最显著的。

这个奖赏有几个层次。

一是王邑的轻敌决策。面对前所未见的三千敢死队来势汹汹，王邑显然觉得很好笑，怎么会有人这么打仗？区区三千部队主动突入重围，还想直奔中军大营，不是自行送死么？

所以王邑“易之”，小case，只调动身边的万余精锐部队迎战。

他同时还下达了一个让他注定后悔不迭的命令，即勒令诸营无令不得轻动，结果周边部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击溃。

同类型的战场命令、昏招，之前中国战争史上出现过一次，这就是前597年晋楚的邲之战，荀林父慌乱之下命令晋军全面撤军渡河，“先济者有赏”，结果反而加重了晋军的全面崩溃。

二是昆阳守军突然趁势杀出。这个操作，显然出乎刘秀的预料，应是城内王凤、王常等人的机断专行，但这个操作无疑有力配合了刘秀的斩首行动，里应外合、声势滔天之下，也震撼了所有新军。

但问题是，新军失去指挥中枢、懵逼混乱，不代表他们会全面崩溃，而以总共2万汉军，要想全面攻击42万新军，营造全面碾压、彻底打崩之势，显然是杯水车薪。

于是，最大的奖赏来了，汉军人力注定做不到的事，上天之力却轻而易举。突然降临而又强力持续的狂风暴雨，特别是由此引发的大河泛滥（主要是昆阳城北的滍川），全面冲击了所有新军营地。

这个“洪水灾难片”场面，恐怕之前白起的水灌鄢城、后世关羽的水淹七军，都远远难以望其项背，最恐怖的是，战场上的人、士兵实在太多了，42万新军或许可以雄视天下，但在上天眼中，真是何等渺小。

一个小细节是，新军还带来了大量虎豹犀象等猛兽，它们受惊之下所引发的混乱，更是难以遏制。

所以，昆阳之战之所以打成“神迹之战”，最离不开的是最后一步。正常来说，就算刘秀、王凤等人瘫痪新军指挥部，也能打懵相当一部分新军，但几乎不可能短短数小时内将42万新军全部打崩，毕竟人力有限、时间有限。

这应该是中国军事史上第一次真正出现战场上的“上天助力”、自然因素辅助，而且，它绝不是后世对光武帝刘秀的故意神秘化，因为以当时刘秀和近2万汉军的力量，确实不足以打崩所有新军，而新军又是明确在半日之内被尽数摧毁，那就自然只能是上天之力、大自然之功。

这也可以反证，之前数日的种种异象，正如史书所载的：“夜有流星坠营中，昼有云如坏山，当营而陨，不及地尺而散，吏士皆厌伏”，应该是这次罕见特大狂雨暴雨的提前预兆，当时的人或许只能理解出迷信结论，但它应该是包含科学因素的，只是后世已然无从探究。

以上。昆阳之战从头到尾，都充斥着意外，不能当成正常的军事战争来看，它更多是一个反面典型战例。

只能说，刘秀此战的成功，确实是“尽人事、听天命”，就是字面意思。

而王邑的愚蠢，则是“蠢出天际”，以致于最后天怒人怨，上天降罚！能够做到这一点，只能是新朝政治腐败已到极点，堪称覆灭前夜的极限乱象之一。